大环境下投资、出口、消费均放缓

　　人民币汇率升值、原油及各类原材料价格飙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等外部因素，以及紧缩货币政策、出口退税的下调、环境保护的成本和企业的用工成本上扬等内部因素，都在压缩“中国制造”的生存空间。

　　传统地依靠廉价劳动力和环境资源的中国制造业加速转型和整合已是必然选择。面对当前各种不利的内外因素，很多经济学家一致的声音是我们不能再把自己定位在“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上，而必须有所跳跃，向以人才、技术进步为核心的“中国智造”转变。

　　中国经济正面临诸多挑战。为了扩大就业，我们需要大量中小型制造型企业。但是因为人民币升值、能源等生产资源的紧缺和成本上升、宏观调控、节能减排等综合原因，众多中小企业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

　　据广东省统计局6月30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前5个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数量达11006家，增长12.7%，占全省工业企业的26.0%；同时，企业亏损额增长49.3%，增幅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台州，5371家上规模企业中，亏损1111家，亏损面达到20%，亏损企业亏损额为3.09亿元，增长55.7%。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是工业化进程中不得不承受的阵痛。中国依靠投资和出口廉价商品拉动的GDP虽然数量大但是质量不高，而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GDP增长中的比例仍然不大。

　　对企业来说，现在的困境或许正是墨守成规惹的祸，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不安于现状、勇于创新才会保证“基业常青”。产业升级需要政府和企业家的互动，需要政府制订出配套的政策，企业家做出前瞻的决策。

　　目前“一刀切”的紧缩货币政策似乎不利于制造业特别是民营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正像有的企业家说的那样，现在对企业来说，不创新死，创新死得更快。比如，去年还被誉为自主创新标兵的缝纫机大王飞跃集团近期却由于资金链断裂而申请破产，而有高新技术背景的安防业巨头安望集团也由于银根紧缩陷入破产边缘，并且由于他们在民间信贷市场上通过相关企业互相担保机制借入了超过银行利率十几倍的高利贷，由此引发的破产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容小觑。因此，在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以及产业政策上如何扶持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整合需要决策者更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