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奥运军团的金牌数一路领先一样，中国经济也在以10.4%的增速继续领跑全球经济。当然，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由于内外不利因素集中释放，相互叠加，中国经济仍将面临重大考验。 

　　世有非常之事，方有非常之功。考诸中国经济面临的考验，当下至为急切的任务在于，如何协调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之间不时出现的掣肘与抵牾，这就要求我们仔细甄别相互胶着的主次矛盾，努力推进关乎全局的体制攻坚，具体来说，中国经济需在市场化道路上全力跨越四道栏杆：

　　其一，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虽然较高，但投融资效率很成问题，其核心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加量/GDP增加量）经逐年攀升已经高达5-7，而发达国家一般仅为1-2，由此，不仅很容易造成固定投资高烧不退并随之带出通货膨胀，而且还会使得旨在降温的宏观调控动辄引起“硬着陆”之忧。

　　导致中国投融资体系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过度管制。由于信贷资金基本为国有银行所垄断，规模有限的上市壳资源则完全为证监部门所掌控，因此，即使抛开这些机构配置资源的动机与能力不谈，仅以其很难消弭的所有制偏好而论，中国也有必要逐步放松金融管制以扭转金融错配的不利局面。

　　其二，中国30年自上而下的改革进程中，政府始终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这种主导性的作用除了体现在制度建设等方面，还体现在中国的公共收支规模庞大、增速惊人。但是中国的公共预算软约束很难保证财政资金物尽其用，尤其是行政管理费用的过快增长，严重挤占了其他用途的公共支出，显著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有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用于经济建设、科教文卫、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308、1.460、-0.068，由此可见，中国应在强化预算刚性约束的前提下优化公共支出结构。

　　其三，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变量，但是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中国的要素、能源价格无法反映稀缺价格，由此不仅造成中国的投资项目严重背离比较优势，而且还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进一步导致效率损失，如近期各地频频出现的“电荒”，其所反映出的正是电煤价格管制而诱发的需求剧增以及供应不足。